文体学研究是当前古代文学研究中的一门显学。虽然就古代文学创作的实情而言，古人较少专为某一文体而作某文，往往是在各种内因推动下撰就成文，如“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韩愈《送孟东野序》），至于合为某类文体，更多是其文化潜意识中的习惯行为。古人创作的文体常与作者用以表达内心所思有莫大关系，即“体用不二”。这种“体用不二”的文体现象在上古时代表现得最为突出，尤其是在上古语类文献中。因此，对上古语类文献进行文体学研究实际上也是上古文化探索的一条路径。综合考虑上古时代的语体文献成书历程，揭示语体文学的“前世今生”，在此基石上再阅读那些“诘屈聱牙”的上古材料，会有更深层的理解与体会。

　　上古语体文学的新分类方式

　　关于语体文学的定义与分类，学者们众说纷纭，如果深究其因，则是学者们在语体定义方面有过于追求完备之嫌。语体文学固然与文本“以语为主”分不开，但上古语类文献成分杂糅，虽有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的传统，然而，在具体文献里，言、事完全分开是很困难的。如《尚书》一书大体是记言，但其中不乏记事的文字，《金縢》就记载了周公与成王之间的嫌隙。又如《国语》一书虽名曰“语”，但行文介绍了事情来龙去脉，故刘知几在《史通·六家》中将它视为史料，归为国别体。所以，从语体文献的具体情况来看，语体的归纳并非简单的事情，语体文学的分类只能是相对的区划。

　　新近出版的《古“语”文体述论》（中国言实出版社2021年版）从篇章学的角度出发，认为语体文学须予以两个层面的讨论：专书语体与篇章语体，“所谓篇章语体，主要指单篇语体。所谓专书语体，是其于专书而言”。这一观点跳出了语体文学整体与部分相混淆的窠臼，从新的角度讨论语体文学的构成。确然，专书语体角度的语体文学多指整本书的内容以言说为主要成分，虽有其他成分，但不足为主体成分；篇章语体角度的语体文学显然是更具体化的分析，主要是以言说为主体的单篇文章。《古“语”文体述论》提出，专书语体下可分为国别体、语录体、世说体；国别体如《国语》，语录体如《论语》《孟子》等，世说体则有《世说新语》等。篇章语体可分为格言体、对话体、事语体、专论体，下再作若干分类。虽然此书的分类颇为细碎，但就篇章的具体化而言，这种细碎是很正常的。

　　区分专书语体与篇章语体，既是一个新视角，同时也是很有必要的。语体文学本身的成立及其特征，只有在语体对象相对明晰的条件下才能进行归纳总结。对象的周延度越高，其定义的稳定性越高；各个对象之间的相似性越高，其特征越明显。《尚书》《老子》《论语》从专书体来看，称为语类文献并无问题，但从篇章体来看，其记言成分的多少是有差别的，如《老子》几乎全是格言体，《论语》有格言体，有对话体，《尚书》更多是专论体。《左传》《国语》《战国策》从专书体来看，既是史料，但也可归纳为语类文献，因为记言是其重要部分；具体从篇章体来看，三者文字多为事语体，但《左传》言事并立，《国语》《战国策》显然言多于事，其中个别篇目为卿士大夫就某一问题进行的长篇大论，则可以归为专论体，且可视为后世奏疏的发源。

　　如此区分开来，语体文学的讨论变得流畅起来，语体文学的内涵在篇章化的讨论中得到了具体的呈现，无须就其书名中是否有“语”字而纠缠不休，也不必为专书语体的诸体杂糅而捉襟见肘。语体文学分析的细致化使其文体的构架更为生动、完整，语的形式与载录方式在篇章化的归纳中得到了较好的结合。

　　上古语体文学生成与演变的最大动因

　　当然，语体文学各类别之间并非阡陌井然、亘古不变，而是随着时代变化呈现出形态的演变，尤其是事语体一类，此种变化最为明显。事与语的成分变化体现出了古人生活、政治与时势的迁移。

　　事语体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君举必书”，积淀深厚的史官文化将君主的言行举止简要地记录下来，记言与记事分立，记言有《尚书》，记事有《春秋》。太史记事是十分简单的，如晋灵公无德，赵盾被逼出逃，赵穿杀晋灵公，但太史董狐仅书“赵盾弑其君”五字。时移世易，原来并无阅读障碍的文字在后世变得艰深晦涩，过于简略的记载渐不能满足人们阅读的需要，语言的丰富化与书写工具的便利化使史官、文人能更为详细地记载有意义的言行举止，言与事的高度结合便成为必然趋势。刘知几在《史通》中说《左传》“不遵古法，言之与事，同在传中”，但是“言事相兼，烦省合理，故使读者寻绎不倦，览讽忘疲”。“赵盾弑其君”的前因后果在《左传》里就记载得十分清楚，赵盾与董狐的对话昭示了董狐的“春秋笔法”。的确，《春秋》三传里，文学趣味性最佳者当属《左传》，且与记载同一事件的《国语》相比，《左传》的叙事成分更为充分。也就是说，言事并重改变了言或显或隐、事或隐或显的不平衡，事语体的故事化得到了充分展现。

　　同样，格言体的生成也是如此，它与上古时代的“乞言”“赠言”有深刻的关联。天子于养老礼中，向诸位长者乞言；赠言之礼起于祭饮饯别之礼，“赋诗言志”亦是以言相赠的一种形式，重言的传统为格言的积累提供了深厚的沃土，故语类文献中留下散若明珠的上古格言。后世乞言行为日趋平民化，“乞言以自励”（宋彭乘《续墨客挥犀》）的现象颇为常见；饯别之礼也从上古的庄重转向后期的娱乐化，临别饯行，以言相赠，为格言体的丰富与运用提供了时代基础，也为后世的汇编格言之作提供了可能。其他语类文体亦生成于上古人们生活所需，紧依创作与运用而变化。

　　上古语体文学的演变既体现了文人、史官对于文学接受者态度的一种反思，也体现了文体自身生动而强劲的生命力。将文体视为一种有渊源、有去向的动态生命体，文体学本身便被灌注了勃勃生机，而不再是僵化的形式剖析，这才是文体学研究生动而有趣的根本原因。

　　上古语体文学研究的文化意义

　　文史相杂的语类文献在上古文献库里是十分重要的材料，一方面是史学家的特别关注，另一方面是文学家的特别重视。其原因正是语类文献中潜藏着古人生活、政治、哲学等方面的信息码，解码这些信息为我们今天了解古人的生活世界提供了宝贵的金钥匙。

　　上古语体文学研究也正是解码工作的一部分。上古语体文学与古人政治、生活紧密联系，无论是在格言体中，还是事语体中，抑或专论体，古人的言行与智慧在其行文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早期人们把听到的、看到的具有哲理意味的句子抄录下来，如“子张书诸绅”（《论语·卫灵公篇》），成为日常传诵的“语”，以警示后人与自我，所以，《老子》《论语》多是简洁而哲理意味深远的小句。同时，养老礼中，君主以美食款待众乡老，以求得善言，故有惇史记录老人的善德行，让众人以为模范而学习（《礼记·内则》）；男子在加冠之礼时向各位长辈求箴诫之言，如赵文子冠礼之时拜见栾武子、中行宣子、范文子诸位长辈求言（《国语·晋语》），也是语体文学昭示出古人对生活智慧的重视。事语体将事情本末、当事人的言语加以记载，让古人明了前因后果，满足了时人阅读的心理需求，更是形象地描述了古人生活的若干细节，昭意义于细节处。专论体中的奏疏体是文字书写、记录更加全面的产物，以书面语言向君主论述某些观点，呈现的是语体文学安国治世的社会功用。其他语类文体莫不如此，研究其缘起演化，皆有挖掘其历史文化之价值。

　　上古语体文学演进的真相，正是文化自身发展演变，在创作中不断得到新变，继而形成庞杂多样的语体文献。研究上古语体文学的最终意义并非为了形式而舍本逐末，而是为了更深刻地了解古人的言行举止，从而了解他们思考问题的方式、解决问题的智慧。上古语体文学研究不应仅就某个句式、语法下功夫，而应在形式与内容的“体用不二”中寻找古语文体为何会兴盛于上古、流传于后世，达到“通过这项研究，力图澄清古‘语’文体演进的真相，构建古‘语’文体内部次生文体演生脉络图”（《古“语”文体述论》）。

　　文体学研究易陷于追求字句之长短而割裂“锦绣”，但若将文学现象与文学体式、文化意味结合在一起，文体的生成与演变便成了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情，皆在情理之中，文体学的研究因此而富有生趣与深度。上古语体文学的研究鲜明地昭示了这一点。

　　（作者单位：知识产权出版社）

作者：罗慧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