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安纳托利亚高原地区出现瘟疫的最早记载，可追溯至古亚述在这一区域进行贸易和殖民活动时期，晚期青铜时代叙利亚地区的档案也记录了小亚细亚地区曾发生瘟疫。赫梯人曾于公元前17—12世纪在小亚细亚建国，其鼎盛时期与新王国时期的埃及、中巴比伦、米坦尼、中亚述、阿黑亚瓦等强大的政治势力逐鹿近东。赫梯人以其卓越的军事成就被称为“东方的罗马人”。赫梯人入主安纳托利亚之后，在至少三类赫梯文献中留存有较为丰富的关于瘟疫的记载。其一是历史类文献，经常有溯及前代甚至更古老时期所发生事件的历史追溯部分，其中有些涉及瘟疫。其二是仪式类文献中有一些关于驱除瘟疫的仪式记录。其三，赫梯人向神灵进行祈祷的一部分文献是向神灵祈求驱除瘟疫，主要集中于赫梯新王国时期的穆尔什里二世国王时代（约公元前1321—前1295年），但有一篇瘟疫祷文的书写风格为中赫梯语，其中提到独立的基祖瓦特纳国。该文献出现的时代应当早于赫梯新王国吞并基祖瓦特纳的君主苏皮鲁流马一世在位时期（约公元前1344—前1322年），可能记载了中王国时期发生的瘟疫。

　　综合赫梯人关于瘟疫的记载，我们可以重构相关历史事件的先后顺序。赫梯新王国苏皮鲁流马一世时期，埃及法老图坦卡蒙去世，他的寡后致信赫梯国王，求取一个儿子做自己的丈夫并成为埃及国王。在此之前，只有埃及国王迎娶外国公主的先例，埃及公主从不外嫁，更不会让外国王子前来埃及为王。因此，埃及方面的这一提议实在非同寻常，赫梯国王认为这是一个陷阱，派员前往埃及查探究竟。使节返回后确认了这一请求的真实性，并带回埃及王后的另一封抱怨赫梯方面质疑的书信，信中再次催促赫梯国王派王子前来。苏皮鲁流马一世终于决定派遣一位王子前往，但不久即传来王子在行程中（或抵达埃及后）遇害的消息，这成为两国之间战争的重要导火索。之后，叙利亚地区阿穆卡的归属问题成为两国再起争端的事件，战争爆发。虽然赫梯获得初步胜利，但在俘获的埃及战俘之中暴发了瘟疫，并传染给了赫梯人，甚至直接导致赫梯国王苏皮鲁流马一世及其继任者阿尔努旺达二世在短时间内先后去世，苏皮鲁流马一世的幼子穆尔什里二世随后即位。根据他发布的一系列瘟疫祷文可知，瘟疫在赫梯大地至少肆虐了20年之久，整个国家深受其害，国王祈求众神停止瘟疫。

　　在记载这一系列历史事件的不同文本中，赫梯人试图寻找瘟疫的源起，以期有针对性地采取合适的方式消除瘟疫，但不同的文本中瘟疫起因记载出现明显差异。在穆尔什里二世致雷雨神的第二篇瘟疫祷文中，赫梯国王提到自己在神谕的指示下找到记载过往事件的两块泥板，其中一块记载着先前列王曾对幼发拉底河献祭，另一块记载着赫梯与埃及曾在神面前立下互不交兵的誓言。但在穆尔什里二世的父亲在位时，赫梯停止了对幼发拉底河献祭，且与埃及交战，违反了对神的誓言，这才导致神明的惩罚，埃及战俘成为瘟疫向赫梯传播的源头。

　　但是，穆尔什里二世发布的另一篇祷文对当年发生的事件有不同表述。在这篇文献中，穆尔什里二世追溯了自己的父亲曾经犯下的过错，即苏皮鲁流马一世及其同党杀害了原本的王位继承人小图塔里亚，违背了作为臣属的效忠誓言，这成为之后众神通过瘟疫惩罚赫梯人的原因。但同时，在苏皮鲁流马一世在位时期，赫梯国家仍然“人和牛羊无数，从敌境带回的俘虏也能过活，没有什么遭到毁灭”。这与前一篇文献在战俘中暴发瘟疫的记载互相矛盾。

　　瘟疫并未由于国王向神的祈祷而马上消失，穆尔什里二世继续向神祈愿，瘟疫溯源再次出现变化：国王认为诸神抛弃了人类，瘟疫起源于他的祖父图塔里亚二世时代。当时赫梯遭遇危机，被敌人打击，人口因瘟疫减少，神庙残破，神仆消亡，仪式被忽视。但之后的苏皮鲁流马一世初期，国王敬神，国家重新得到神明眷顾。直到赫梯攻打埃及，瘟疫带来的死亡才再次困扰赫梯。穆尔什里二世将瘟疫的起源归因于其祖父图塔里亚二世时代，苏皮鲁流马一世时代只是瘟疫的再次暴发。

　　可以看出，在不同的文献中，赫梯人对同一件灾难性事件的原因记载可能是多样的，某些记载之间可以形成互补，但也有些可能前后矛盾。前文涉及的三篇文献均出自同一位国王穆尔什里二世在位时期，其时间先后顺序较难确定，但均明确或隐约提到与埃及的战事。有关这种不断从过去的历史中对当下的事件进行因果探寻的做法，被一些学者视为与之后的古代希腊和以色列的历史写作方式相通，即均试图寻找当下事件的世俗原委、探寻“真相”，优于古代两河流域和埃及的历史写作。

　　对于这种观念，我们需要考察赫梯人对过去进行追溯的具体方式和目的。与我们今天的认知不同，赫梯人追溯过往的内容未必出现于所谓历史类文献中。赫梯文献的分类是出于研究便利的需要，由赫梯学家在现代进行的，但具体某篇文献的内容并不能完全与其分类对应。同时，某一个具体主题亦可能涉及多个不同种类的文献，如对瘟疫起源的记载可能出现于祈祷文中对历史事件的追溯部分，对破除瘟疫的方式的记载常见于宗教仪式类文献。在仪式文献中，赫梯人详细记录了采用“替罪羊”的方式进行“退疫”的方法：国王将自己的衣服脱下，披在被当成替罪羊的两名俘虏（男女各一）身上，并配合相应咒语；如果被激怒的敌方神明降下瘟疫，这两名俘虏则会代为受罚（男俘虏接受男性神祇的惩罚，女俘虏则接受女性神祇的惩罚）。在这两名俘虏前方，还有用各种颜色的羊毛装饰的一头公牛和母羊，作为对敌方男女神明的安抚。

　　瘟疫祈祷文中对瘟疫的归因不仅有世俗原因，亦有不明原因的众神之怒。赫梯人对此给予了多种形式的应对，有时并不具体询问神罚原因，而是直接将众神对赫梯人的态度类比为仁慈的主人宽宥犯错的仆人，劝说神应当终止瘟疫；或者通过陈情的方式，直陈如果瘟疫继续，将没有仆人为神献上面包和酒等供品，用这种半是祈求半是威胁的方式劝说神明让瘟疫消退。同时，在两河流域看似充斥着神明主宰历史进程的文献中，如图库尔提·宁古尔塔史诗和萨尔贡二世致阿淑尔神的信，亦存在“世俗溯源”和寻找“真相”的情节；法律诉讼文件和医学文献中也体现出两河流域的人们对于因果关系的认知。此外，在条约文献中，以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二世和赫梯国王哈图什里三世的和平条约为例，开篇即从远古追溯两国的友好关系。其中，条约的第一部分追溯过去，这是赫梯条约的传统；但将过去追溯至远古神话时代，这是埃及的传统。因此，该条约文献展示了历史（世俗）溯源和神话溯源这两种传统的结合。在赫梯文献中，包含历史内容的约占10%，而宗教和仪式类文献占最大比重，这也是涉及瘟疫内容的文献的主要来源。对瘟疫原因进行探究的文本的宗教语境毋庸置疑，其具体方式虽与以神话、仪式的方式看待过去的埃及传统有所区别，但神明在人类过去和当下事件中的主导性和参与性是一致的。

　　如果说赫梯人对瘟疫的溯源是为了找到消除瘟疫的办法，并不刻意区分是世俗因果还是神意的干预，在赫梯人的其他历史文献中，如阿尼塔文献、哈图什里一世的政治遗嘱、铁列平敕令、苏皮鲁流马一世的大事记和哈图什里三世的自辩辞等文本，则可看出历史事件的主要功用是为当下国王采取的行动或立场提供正当性或合法性依据。因此，与其说赫梯人是在因果关系的历史探寻方面优于同时代的两河流域和埃及文明，不如说历史叙事之于赫梯人亦是一种政治修辞。虽然对国王个人进行负面评价在后期王朝之前的法老文明中极为罕见，赫梯人却可以做到，但在神意对于历史进程的干预和影响方面，以及历史书写作为一种建构当时政治合法性的手段方面，赫梯文明在青铜时代东地中海文明圈中或许体现出更强的一致性而非特殊性，关于瘟疫的记载即是赫梯人这一历史书写特征的一个典型案例。

　　（作者单位：上海外国语大学全球文明史研究所）

作者：王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