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记者 王宁 韩金序）问诊、查房、手术、会诊……8月清晨的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武汉协和医院）的灯光早早亮起，穿白大褂的身影穿行在诊室与病房间，这是医院延续了159年的日常。

从1866年建院至今，这座医院历经院名更迭、院址搬迁，从汉口花楼街的仁济医院，到如今辐射华中地区的大型综合性医院，始终与国家命运同行，“仁爱济世”的精神从未改变。

翻开医院档案馆里那份1938 年《汉口协和医院院务报告》，泛黄纸页上的接诊数据、手术记录、搬迁细节，正将那段藏在战火里的故事缓缓铺展在眼前。

仁济医院（协和医院前身）旧景。医院供图

炮火中建起临时战地医院

1937年南京沦陷后，武汉成为抗战大后方，西迁的学校、工厂、机关汇聚于此，城市人口骤增。很多老人回忆，防空演习早至几年前已开展过，但直到1938年年初，日军的飞机临空，他们才意识到战争真的来到自己身边。

炮火、轰炸，让位于汉口的协和医院（时称汉口协和医院）变成了一座连轴运转的临时战地医院。

“刚开始警报一响，我们会把楼上的病人搬到一楼，后来轰炸太频繁，病人都懒得动了。”据1938年《汉口协和医院院务报告》记载，当时医院有个被称为“酒窖”的防空洞，每次空袭警报拉响，附近的市民就会涌入这里，医护人员则在洞口值守，一旦有伤员送达，立刻展开抢救。

空袭中受伤的孩子和医护人，翻拍自1938年《汉口协和医院院务报告》。医院供图

1938年9月24日的院务记录，还原了日军轰炸后的忙碌场景：当天接诊92名伤者，手术室里安排大手术，门诊临时搭起手术台，五六台手术同时进行。“医生护士忙到连饭都顾不上吃，医生的夫人被喊来帮忙递器械，凌晨一点，两名外院医生主动赶来支援，一直忙到第二天深夜。”

随着武汉会战推进，伤员数量大幅增加。为接纳更多抗敌负伤的战士，医院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腾床：男护士和医学生挤在一间空房，产科病房、阅览室被征用，床与床之间加铺50多张床板，原本190张的床位，最终扩容到300多张。1937年《武汉日报》曾报道，截至当年10月，来汉伤兵约5000人，其中300余名重伤员转至协和治疗。

除了救治伤员，医院还格外关注他们的心理状态。1938年，医护人员腾出一间小房间，打造“伤兵俱乐部”——里面摆放乒乓球桌、棋类，准备了报纸书籍，隔壁小卖部还能买到热茶和糖果。“让他们在养伤时有事可做，感受到不是一个人在面对伤痛。”院务报告中这样写道。

坚守不退，颠沛岁月里的医者无畏

1938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协和医院迎来最艰难的时刻。为躲避战火，医院计划将病人、员工和设备转移至两英里外的盐业银行大楼——家具靠手推车搬运，病人和贵重设备用救护车转运。但搬迁尚未完成，日军已兵临城下，五天后，他们又被勒令48小时内撤离盐业银行，迁往日军划定的“难民区”内一所闲置妇产医院。

混乱中，日军以“物资属银行财产”为由，扣留了价值3000-4000美元的家具、药品和设备，仅允许医院运走40张病床、部分物资及60吨煤。即便如此，医护人员仍咬牙完成了转移：产妇和婴儿被安置在邻近公寓，最后几位女病人由其他临时医院接收，新院址很快重新开诊。

伤员在汉口协和医院接受救护。英国传教士沃克·弗兰克1938年摄于武汉。医院供图

当时的难民区（今武汉硚口区汉正街及江汉区大夹街一带）被铁丝网围住，仅留两个出入口，实行“监狱式管理”，聚集了至少10万难民。医院刚安顿下来，就接到紧急任务——难民营出现霍乱病例。“我们责无旁贷。”医护团队迅速征用附近废弃警局，开设临时霍乱医院，一个多月内收治130名患者，直至冬季低温遏制疫情。

同年年底，上海爆发天花疫情，为防止疫情在难民区扩散，医院又组建疫苗接种队，在米粮配发中心设点接种，最终完成约2万人的接种（疫苗由国际红十字会提供）。

1938年以来，战争伤员和轰炸受害者挤满了病房（多为重症），医院外科诊疗数量远胜内科。当时的外科医生纪立生（抗战胜利后曾任武汉协和医院院长）指导了多例外科复杂骨折的手术以及治疗，同时监制并组织批量生产了大批量夹板，将自制的固定器械送往多家医院，支援战地医疗。

当时的医院，各项开支都已竭力压缩：总体收入骤降至每月1500美元，几乎全靠红十字会补贴，是战前的十分之一；工资支出从4,610美元骤减至1,136美元，而且从年底起，所有员工都将接受40%的递减式减薪，外籍员工还承诺捐款，但没人退缩。

正如《汉口协和医院1938年院务报告》中所写：“在中国，能站在中国人民一边，和他们一道面对艰苦，这是光荣的事。我坚信，艰难不会摧毁中国，它会变得更强大。”

从抗战到抗疫，协和人从未缺席

战争年代的坚守，早已融入武汉协和医院的血脉。这份“仁爱济世”的精神，在后世的重大历史节点中，不断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

1944年8月，新四军第五师手术组施行手术现场。医院供图

1940年1月，医院时任放射科技术员的谈太阶离开汉口协和医院，投身抗战，担任新四军军医，为部队运送价值5万余元的药品器械。此后，他历任新四军第五师军医处处长等职，奋战在战地医疗一线。1942至1943年抗战最艰难时期，他统筹医疗资源、培训人员，并亲自参与手术救治。

1950年，中南军事大学副校长倪志亮将军因战伤和哮喘复发住进协和医院。为助其康复赴任驻朝大使，当时的协和医院副院长、内科主任涂登榜教授带领团队全力救治，最终使其顺利赴任。数月后，两支协和医疗队也奔赴朝鲜战场。

此后数十年，这样的选择不断延续。1963年，医院派出全国首支援外医疗队，支援阿尔及利亚并协助开展首例心脏搭桥、试管婴儿技术；世界超声心动图之父、协和医院超声影像科王新房教授，为验证“双氧水心脏声学造影法”，多次在自己身上注射双氧水观察反应，获国家科技进步奖。2003年非典期间，医院多个科室负责人带领团队参与全省可疑病例会诊，“哪里有可疑病例，就赶去哪里”，探索的治疗方案被纳入省级指引。

2020年新冠疫情来袭时，协和医院成为疫情救治的中流砥柱，共收治5200多人次新冠肺炎患者，接诊2万多名发热患者，管理两家方舱医院，是武汉市收治人次最多的医院。

“国家需要，协和使命”是当时协和人的共同心声。国内最早的方舱医院—江汉方舱中，医护人员穿着防护服连续工作10多个小时；肿瘤中心与援鄂队伍协同作战，拉起护卫生命的防线；退休老专家主动请战，年轻护士推迟婚礼奔赴一线……这些行动，与1938年炮火中“染血白袍”的身影，诠释了同一种选择——在危难时刻，以医疗为责，守护生命。

如今，协和医院的院史陈列馆里，医院抗日事迹介绍被放在重要位置，老照片记录着战火中的坚守。每年新职工入职、医学生培训，这里都是必去的“红色课堂”。

“我们想让每一代协和人都知道，‘仁爱济世’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前辈们用行动刻下的誓言，是我们必须守护的传承。”武汉协和医院党委副书记孙晖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