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新闻 特约评论员 胡欣红

家长在家用打印机打印作业。图源人民网评微信公号

据半月谈报道，尽管教育部门三令五申要求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并多次开展专项整治，但仍有一些地方的中小学“明减暗不减”，频繁将“成页不成册”的电子作业或试卷照片发到微信群让家长打印，多的时候一晚上得打印几十页，令人抓狂。这一操作不仅导致学生减负难，家长下班后也疲于看群，生怕一时疏忽耽误孩子作业进度。久而久之，打印作业就成了万千家长的“必答题”。

孩子一上小学，打印机先成必备教具；带孩子回老家探亲，也得打包带上打印机和电脑，搞得“归途”像“囧途”……诸如此类这样的场景，令人啼笑皆非。究其原因，本质上是减负政策执行过程中形式主义作祟、“一刀切”操作跑偏的必然结果。

政策执行的“一刀切”，直接堵死了合理教学需求的出口。“一科一辅”政策的初衷是规范教辅材料征订、减轻学生负担，但在部分地区却沦为机械执行的教条。有的地方编订教辅目录时缺乏充分调研，目录更新滞后，无法匹配不同学期、不同学情的教学需求。当现成的合规教辅无法满足教学需要，而学校又严控打印审批、要求层层签字，老师只能退而求其次，将习题拍成照片发到微信群，把打印负担转嫁给家长。

形式主义的泛滥，让减负政策沦为“空架子”。教育部门明令禁止用手机布置作业，但微信的私密属性给监管留下了空白——班级微信群封闭运行，督查人员难以核实群内信息，使得“微信作业”成了躲避监管的“隐秘空间”。部分学校看似落实“双减”，严控打印量和类型，实则是为了规避违规风险，将本应由学校承担的教学保障责任推给家长；一些老师不愿投入精力设计校本作业，又懒得走繁琐的打印审批流程，干脆“拍照发题”了事，把教学责任简化为“转发作业”。这种形式主义操作，让“减负”变成了“转移负担”。

监管层面的形式主义，进一步纵容了乱象蔓延。教育部门的督查多停留在“听汇报、查资料”的层面，对微信群这类隐蔽场景缺乏有效监管手段，既没有主动下沉走访摸清实情，也没有畅通便捷的举报渠道，导致“微信作业”屡禁不止，让严禁变相布置作业的规定沦为“纸老虎”。家长疲于奔命，学生负担依旧，减负政策的公信力被不断消耗。

破解打印微信作业的减负困局，关键在于破除形式主义、摒弃“一刀切”思维。一方面，要对“一科一辅”政策进行动态优化，制定教辅目录前充分征求教师、家长意见，定期剔除老旧低效材料，允许根据教学实际灵活补订，让政策贴合教学需求；另一方面，学校要切实扛起责任，保障打印开支，简化打印审批流程，鼓励老师设计精准化校本作业，为教学提供充分支持。同时，教育部门要创新监管方式，通过下沉走访、匿名举报等形式，打通监管“最后一公里”，让隐蔽的违规行为无所遁形。